万物结籽的秋天，热烈的阳光把枝头的小枣晒红了，把毛绒绒的绿豆荚晒黑了，把油亮肥胖的棉桃晒炸了……长满了庄稼的田野里，到处香喷喷的。

刚刚从树上打下来的鲜枣，皮薄、肉厚，入口甘甜。每年秋天，母亲都会把红艳艳的枣子摊在筛子里，放在阴凉通风的地方晾干。晾干后的枣子，母亲挑选出一部分饱满圆润，外皮皱褶少的，装进崭新的白布口袋。再选出一部分果肉不算肥厚的，留着过年蒸糕用。留在筛子里的枣子，大多又小又瘦，母亲做小米粥的时候，常常泡洗一把放进锅里，煮得屋里屋外枣香弥漫。

我们家的绿豆种在一块倾斜的沟坡地里。这块沟坡地原先是荒芜的，胡乱长着些茅草、野菜和罗布麻。长茅草的地块都是好地，母亲起早贪黑把地里的每一根茅草根都刨了出来，点种上黄豆和绿豆。绿豆花朵朵金黄的时候，母亲忙着拔草除虫。绿豆荚青翠碧绿的时候，母亲还忙着拔草除虫。因为绿豆荚不能一起成熟，收获时费时费力，产量又低，粮食勉强够吃的年代，母亲也不敢多种。一次一次摘取的绿豆，母亲摊在包袱上晒干抽打，除去皮屑，挑选一些籽粒饱满油亮的装进崭新的白布口袋里。成色稍差的绿豆，母亲装进旧的白布口袋里，放在炕梢小心储存，以备来年清热消暑的一碗清凉。

绿豆收完了，母亲的脚印又在棉花地里一天天重叠。秋霜快起的时刻，累累坠坠的棉桃炸开了，如肥硕轻盈的雪花，一朵朵盛放在秋高气爽的亮蓝天空下。每天晨光微露的时刻，母亲便推着独轮车去棉田里捡拾棉花了。

捡拾回家的棉花，母亲摊在院子里晾晒透了，挑出两包袱留着轧皮棉，其余的就送到棉站卖掉。轧好的皮棉，蓬松柔软，像极了天上的云朵。母亲找出一个白色的大编织袋，把卷得结结实实的皮棉塞进去，把父亲写好的信也塞进去，和装着小枣、绿豆的白布口袋放在一起。

两个白布口袋和白色的大编织袋上，父亲已经用细细的毛笔写好了爷爷家的地址，也写好了我们家的地址，端端正正的小楷，白底黑字，格外醒目。邮递员王叔叔应该是习惯了，每次都来得正好。他把两个小一点的白布口袋装进邮袋里，再把白色的大编织袋绑在自行车后座上，经常是连父亲刚泡好的大叶子茶都来不及喝一口，就叮叮铃铃地走了。

父亲每次把王叔叔送走后，都会坐在桌子边沉思好久。在那个缺衣少食的年代，年幼的我不止一次地问过父亲，城里没有红枣吗？城里没有绿豆吗？父亲也不止一次地回答我，城里有红枣也有绿豆，但是城里的红枣和绿豆煮不出你爷爷想要的味道。我听不懂父亲的话，但能看见他眼睛里的泪光。我不敢再问，只好跑到一边傻傻地寻思。

秋天一年一年地过去，邮包一次一次地寄走。当十四岁的我无奈离开家乡打工，在千里之外的城市里过年，反复咀嚼着热腾腾的水饺，却怎么也品不出我想要的味道时，我终于明白了父亲当年回答我的那句话。

那一刻，我紧紧抱着父亲刚刚寄过来的，母亲做的那件新棉袄，哭得稀里哗啦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