本报记者 芦明生

　　白驹过隙，时光荏苒。伴随着沧海桑田的演变，中华人民共和国迎来了70华诞。这段筚路蓝缕的岁月，有无数中华儿女为了共同的梦想夙兴夜寐、流血流汗。他们在岁月的磨砺与洗礼中，写下感人的故事，抒发伟大的情怀。
　　在西南边陲、大山深处，新中国第一批水电建设者在奔腾的河流上建起一座座改天换地、造福苍生的水电站，为社会主义建设奉献着源源不断的光和热。贵州公司红枫电厂，这个与共和国同龄的企业，记录下这段难忘的记忆。
　　这方水土，记录了建设者战天斗地的豪情，承载了水电人开拓进取的壮志
　　猫跳河，位于贵州省中部，自西向东流经安顺、平坝、清镇、贵阳等县市，于沙坡注入乌江。因河流最窄处不到20米，老虎可一跃而过，又因当地人称呼虎为猫，故得此名。河流全长181公里，落差549.6米，是一条落差大、水量足，非常适于水电开发的中型河流。早在1943年，就开始在猫跳河上修建的修文电站，由于受时局和战乱影响，工程三度停工，至新中国成立前仅完成三分之一。直到1951年4月，两座装机容量750万千瓦机组开始向贵阳送电，为贵州国民经济建设的起步阶段提供了极其宝贵的电力。新成立的人民政府，在艰苦简陋的条件下，一年多就实现修文电站建成投产，充分体现了社会主体制度的优越。上世纪50年代后期，随着社会主义工农业大发展对电力的高度需求，对猫跳河流域的全面开发被提上日程。1958年6月，贵州省委工业交通部组建“猫跳河水电工程委员会”，一万多建设大军陆续开赴红枫电站施工，贵州省大规模水电建设从此拉开帷幕。
　　当时正是一穷二白的时期，工程建设缺乏机械设备，仅有两台空气压缩机和15部斗车及300多米钢轨；钢材、木材、水泥等原材料也极端缺乏。红枫电站大坝坝型在当时国内绝无仅有，同时也是世界同类型拦河坝中最高的一座，工程建设无成功经验可鉴。建设大军多来自公路建设队伍，并无水电站建设经验，而且技术力量薄弱，95%以上人员是从农村来的新工人，技工只有133名。就在后人难以想象的困难与挑战下，建设者们开始了艰苦卓绝的创业之路。
　　平凡而伟大的建设者，他们“边摸索、边工作、边练兵“，以“就地取材、土洋结合”的方式，在猫跳河上创造了一个又一个的神话。1958年11月7日实现截流，11月8日大坝下闸蓄水，千百年放荡不羁的猫跳河从此被巍巍大坝锁住，听从人类的调遣。电站建设不仅缩短工期半年左右，还节约350吨钢材、750吨水泥，折合投资400万元，相当于工程造价的15%。就在投产初期，电站所发电量占贵州电网的17.7%，初步改变了贵州省电力供应极度紧缺的局面。
　　初战告捷后，建设大军愈发奋勇。1961年6至7月，第三级修文电站两台（2×10MW）机组相继投产；1966年6月和12月，第二级百花电站两台（1×10MW+1×12MW）机组先后并网发电，全厂发电量占贵州电网的77.6%；1970年至1975年，第四级窄巷口电站（3×15MW）机组相继投入使用；1974年7月和11月，第六级红岩电站两台（2×10MW）机组分别并网运行。1979年12月、1980年6月和7月，猫跳河上装机容量最大，施工最困难的红林电站三台（3×34MW）机组相继并入电网运行，猫跳河流域水利资源的梯级开发至此初具规模。　　
　　这条河流，见证了祖国发展的日新月异，书写了红枫人永载史册的丰功伟绩
　　 “但愿群山松林翠，茶叶飘香结瓜果；水中鱼群齐踊跃，沿湖变成米粮窝；工业农业利于民，继续征战改山河”，这是1960年朱德总司令参观红枫电厂后写下的诗作。正如诗中所言，建设者们以鲜血和汗水换来的光和热，几十年来推动着贵州工农业发展建设，让周边群众告别贫穷与封闭，开始了蒸蒸日上的新生活。
　　今年59岁的袁本定，已在修文电站工作生活了49年。从儿童时代，他就亲眼见证了电站为周边群众带来的巨大变化。据他介绍，修文电站附近有两个村落，居民们称之为上甘村、下甘村。在当地方言，甘字可不意味甘甜幸福，而是穷、苦的意思。当地群众世代生活在封闭险恶的山区，明明与水相邻，却要过着靠天吃饭的生活，时常与饥饿为伴。就像俗话说的，“猫跳河，猫跳河，穷人眼泪有几多，水在河中流，人在岸上愁”，千百年来，他们代代穷、代代苦，生活毫无希望。从电厂建成的那一天，这悲苦的命运开始了转变。有了电站，他们家家通了电，大山深处破天荒亮起了电灯；有了大坝，河水顺着渠道流入田地，庄稼年年丰收。更为重要的，电站建设为他们带来教育、工作的机会。各家各户收入高了，孩子们还能在电厂自办的小学、中学上学，不少人升入高中、大学，成为祖国建设的主力军。幸福的人们唱起了新歌谣，“电站建成好处多，荒山变成鱼儿窝，流水当煤来发电，猫跳河变金银河”。
　　红枫电厂建成投产后，长期发挥着巨大的经济效益和社会综合效益。上世纪50年代，贵州全省发电量1/3来自修文电站。六七十年代，猫跳河梯级装机容量一直占省电网1/3以上，1961年至1964年占到46%；在贵州解放后的前20年，红枫电厂在贵州能源供应独领风骚，一直处于骨干主力地位。建厂60多年来，全厂累计发电340.27亿千瓦时，为贵州省经济发展作出了突出贡献。
　　随着猫跳河流域梯级开发，形成了红枫湖、百花湖两座调节性能好的大型水库，为库区四周工农业取水、用水提供了优越的条件。两湖形成后，周边陆续兴建起一批中央和地方大中型企业，如清镇火电厂、第七砂轮厂、贵州有机化工厂、贵州化肥厂、贵州铝厂以及航天工业部飞机制造骨干企业。这些企业每年给国家和地方上缴大量利税，成为推动贵州经济发展的骨干力量。同时，两湖为湖区的农业灌溉、水产养殖、航运业提供水源条件，还提供新的旅游资源，有力推动贵州经济民生繁荣发展。
　　红枫电厂，它不仅是贵州水电事业的摇篮，也为全国流域梯级开发管理提供有益的借鉴。作为国内流域开发建成最早、最完善的梯级水电站之一，红枫梯级6座电站大坝地址条件复杂，大坝坝型各异，堪称“坝型博物馆”，建成后吸引大批国内外水电同行参观学习。1987年5月，第55届国际大坝会议第5路参观团18个国家的37名专家专程赴红枫电厂考察。1988年5月，清华大学水利系教授专程到红枫、修文、窄巷口等电站录制关于大坝的教学片，作为国内水利专业学习教育的通用教材。
　　这支队伍，抛洒热血、滴淌汗水，又用一生的坚守兑现了报效祖国的诺言
　　为什么国旗美如画，英雄的鲜血染红了它；为什么田园稻谷香，人民的汗水灌溉了它。追忆红枫电厂70年的壮美征程，正是一代代建设者在猫跳河畔留下的鲜血和汗水，换回了如水不绝的光与热。
　　就在修文电厂附近，一座孤坟在深山里静静等候了64年。在修文电站建设时期，修文县周边有上百土匪盘踞，对电站的威胁非常大，人民政府派有驻军保护电站建设。1950年3月28日，250多名土匪不断向电站工地发起猛烈攻击，全体驻军警卫和护厂职工激战五昼夜，打死打伤土匪数十人，匪群终于溃败。就在那时，21岁的王元顺排长带领一个排的战士，从重庆押运修建电站用的钢材和水泥物资按期抵达修文，途中遭遇刚被击溃的土匪报复性攻击。他机智沉着指挥战士们与土匪周旋三昼夜，就在距离电站几公里处，因车辆侧翻英勇牺牲。因当时条件限制，电站无法联系他的家人，便将其安葬在站门口。60多年，电厂员工时刻悼念这位英勇献身的战士，王排长的事迹也在电厂员工中代代传承。从小生活在修文电站的陈林，是听着父辈讲述王排长的英勇故事长大的。2014年6月，得知烈士坟墓可能因为修建公路被破坏后，他十分着急，和红枫电厂工会专责干部雷天群共同寻找烈士后裔。幸运的是，6月28日，王元顺烈士的孙子王华兵无意在网上看到了他们发出的信息，经过资料对比，王华兵确认烈士就是自己离家60多年的爷爷。来到贵州，亲眼看到墓碑上的碑文，王华兵含着泪水说：“我没有想到，会有这样一群非亲非故的人守护着这座孤坟，直至64年后让烈士回家。”7月11日，在两地政府的帮助下，王元顺烈士终于魂归故里，安葬于河北武安市烈士陵园。 
　　在为贵州人民奉献光和热的同时，红枫电厂职工却在艰苦偏僻的环境下从事着繁重的工作。建设初期，在机械设备和建筑材料极度缺乏的情况下，建设大军住着油毛毡搭建的窝棚，吃着最简单的饭菜，用人拉肩扛的方式将几吨重的发电设备运到现场，有人甚至因落石献出了宝贵的生命。电站投产后，他们又扶老携幼，在大山深处扎根安家，一代接一代地坚守水电事业。今年56岁的唐德章，在红枫电厂从事检修工作近40年。他的父亲是红枫电厂第一批职工，曾参加过抗击土匪，后来在值班守厂期间因一氧化碳中毒牺牲。唐德章兄妹6人，从大哥唐德祥到幼妹唐德芬，都为电厂的建设投运洒下过汗水。在电站出生、成长的唐德章，对当年的艰苦生活印象极深。那个时候，他们全家生活在电厂附近，每逢周末都要到几十公里外的县城采购生活物资。当时条件简陋，工作十分繁重。每次发电机组大修，为了拆卸水轮机上直径十多厘米的螺栓，他都要和工友们抡起24磅的大锤，用足全身力气砸向螺栓。就算是身体最强壮的棒小伙，抡上十几锤也会筋疲力尽，有时一个班都未必能砸下一颗螺栓。到了中午吃饭，大家连筷子都捏不动。这种繁重艰苦的工作，一直持续到90年代引进液压扳手。就算如此艰苦的条件，也不能磨灭他对电厂的热爱。唐德章夫妻二人在电厂工作一生。2010年，他们的独子大学毕业后也回到红枫电厂从事财务工作，创下了三代水电缘、一家红枫人的佳话。
　　红枫电厂70年的壮美历程，是一部贵州水电事业的开拓史，是一支贵州水电队伍成长的摇篮曲，是一篇红枫人艰辛创业、勤奋前进的回忆录，这段荡气回肠、感人至深的历史，不仅镌刻了中华儿女在民族复兴道路上的拼搏付出，也是先辈馈赠后人的巨大财富。时刻勉励着我们继承先辈壮志，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努力奋斗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