尽管朝夕相处已产生视觉疲劳，但是，常常笑眼弯弯的彭瑜在说到她的顶头上司潘红保时，又一次哭了。

大大咧咧的她怎么也忘不了去年9月做完脾脏摘除手术、身上插满管子的潘红保——努力抬起沉重的眼皮，手竭力地抬起却落下，指着彭瑜的方向奋力发出声音，却含混不清。彭瑜凑近耳朵仔细听，猛地醒悟，快速说“我知道、我知道，你放心”。她的声音很大，用以掩盖伴着鼻音的沙哑。

图为病榻上的潘红保 孟 雪 摄

作为中化地质矿山总局湖北地质勘查院人力资源部主任，病榻上的潘红保最放心不下的就是工作。2017年11月，湖北院从荆州搬至武汉，加入湖北省机关事业养老保险成为当务之急。从人生地不熟到即将办理完成，潘红保倾注了太多心血。就差这最后一“哆嗦”，他，却病倒了。

生命与工作孰重孰轻？

2018年9月的一天清晨，各种材料像平常一样堆放在办公桌的左边，触手可及。同部门的彭瑜与盛薇奇怪，平时早到很久的潘主任竟破天荒地迟到了？

院党委书记、副院长尚成志推门而入，问两个小丫头，“你们主任病了，做脾脏摘除，你们知道吗？”这时，她们才意识到，平时的玩笑话酸涩得令人心痛。她们曾嬉笑着问潘红保，到武汉工作生活是不是太好了呀，肚子跟吹气球似的，那么大！原来，不是变好了，而是他病了。

6月就被告知要立即住院手术，潘红保却一拖再拖，“社会保险和养老保险是涉及每一名职工切身利益的大事，仅拿退休人员待遇这一项来比较，武汉要远高于荆州，等这事完结了再做。”

9月，武汉协和医院肝胆脾科主任胡青钢给潘红保下了最后通牒，“脾脏远远大于正常值，血小板几乎为零，白细胞非常低，你还要不要命？”当下安排其手术。

术前才被告知的湖北院院长方邵平虽对潘红保“一拖再拖”的做法颇有微辞，但却充分理解他的执拗。湖北院参加机关事业单位养老保险面临的实际情况复杂、历史遗留问题多、牵涉人员广，且涉及退休人员切身利益，在一些政策的执行和退休人员的身份界定上，院实际情况与相关政策认识分歧较大，院里曾多次与湖北省人社厅“老人审核专班”、湖北省委编办、湖北省人社厅“中人审核专班”沟通协调，使全院的养老保险工作稳步推进。“初到武汉，我们连各厅办的门都不知道往哪儿开，但是大家没有气馁，迎难而上。”方邵平说。

“我好了，真的好了！”

参保工作一线，虽不见硝烟炮火，却丝毫不输战场，方方面面的压力暗藏。

不能让职工吃亏，不能让人家骂咱办事不力，一定要抓紧啊。平时慢条斯理的潘红保有些着急。当同宿舍的吴罡打开门的刹那竟有些恍惚，本应半年以后再与大家见面的“老潘”，怎么仅仅休息了20天就回来了？

微哈着腰，走路慢得像在与蜗牛赛跑，平时20分钟的路程，“老潘”走了一个多小时。稍有大动作，就“嘶”地一声抽气，又赶紧咽下。相处多年，吴罡在埋怨他“工作要做，身体不要搞垮”的同时，默默地买了一辆二手电动车，当起了“专职司机”。

“在一起工作久了，一看就知道他很疼，声音虚弱，脸上的浮肿还没退去，一种不正常的白。”吴罡是为数不多看过“老潘”腹部伤口的人之一。

熟悉他的人心疼，摸摸他的额头，还在发烧，责怪他的语气不自觉地变得轻柔，红了眼眶。潘红保看不得这些，赶紧说，“我好了，真的好了！”又低头做着手头的工作。

傻人做事有点轴

看着他桌上一沓又一沓的材料，盛薇记忆中的场面与此重叠：2018年盛夏，为了整理离退休人员档案，她与潘主任窝在荆州一间小小的密不透风的库房里。屋外，烈日如火，炉子一样烘烤着大地；屋内，一个笨拙的大头电扇，“哼哼”地吹着闷热的风。

此时，这些档案被妥善地安置在武汉办公楼内。当上级单位抽调档案时，大家才惊诧地发现，送审的档案审核资料竟被潘红保蚂蚁搬家似的用行李箱移了过来。在汉的职工都知道，荆州到武汉，要将火车、地铁、公交车倒个遍，合计起来要4个小时，真不知道“老潘”费了多大的劲。

有些人骂他傻，“公车不用，非要自己搬？”他反倒傻乐起来，“公车就一辆，忙不过来。”

搬到武汉以来，大多是几个同事合租在一起。他们舍弃自己在荆州的温馨小家，在这个陌生的城市组成新的大家庭，相互照顾，亲如一家。潘红保身体慢慢恢复，尝试着下厨、煲汤、煮粥，招呼大家一起吃。

不经意间，潘红保深深地感染了身边人，而与他最亲近的儿子，却觉得离爸爸越来越远。妈妈很忙，爸爸更忙，快中考的孩子被送去住校。午休时，十几张床的宿舍闹翻了天，而晚上却只有他一人，同学们揶揄他是“留守儿童”。一次周末，潘红保接他稍晚些，就看到孩子独自站在路灯下，孤单的身影被拉得好长。

2019年1月22日，春节临近，湖北院职工进入湖北省社保的消息传来，潘红保长舒一口气，“终于可以和家人踏踏实实地过年了。”冬日的阳光隔着玻璃窗温暖洒下，他将头轻轻靠在椅背上，眼睛眯成一条线，笑了。